他今年29歲，已經是世界五百強企業聯想集團的總裁高級助理。他21歲被當時全球最大電腦商戴爾電腦公司聘用，先后在3個重要部門任職。他2009年畢業于哈佛大學商學院，曾是花旗銀行10名“全球領袖計劃成員”之一。他就是于智博，被媒體稱為“輸”在起跑線上的哈佛男孩——小學留級，中學排名倒數；9歲時父母離異，自小由爺爺奶奶帶大；16歲時去美國留學，就讀于一所全校只有50人的鄉村中學。

小學留級 中學倒數 體育是他自尊心的避風港

　　9歲時，因為父母離異，于智博從上海轉學到了成都，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轉學時，我本應讀小學四年級，但參加了當地學校的入學考試，成績不好，結果又降了一個年級，從三年級開始讀。”于智博說。時隔多年，他才知道，為了讓他留在那所小學，父親和奶奶還到學校校長家里送了很多當時被認為是高級營養品的麥乳精。

　　轉學初期，于智博聽不懂“川音”，常常被同學們戲稱為“上海老俵”，還有同學嘲笑他來自父母離異的家庭，但他說這些對他并沒有產生太大影響，一來老師及時制止了他們；二來他整天想得最多的還是去外面操場跑兩圈，打打球。其他事情都沒太放在心上，他說自己，實在太喜歡體育了。

　　對智博的學習成績，父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父親對他說：“80分左右就行了，掌握基本知識和理論就夠了，為了幾分點燈熬油不值得。”

　　“但一上中學，學業壓力一下子就上來了，我那時經常排名倒數，尤其是數理化成績極差，父母請了學校里最好的老師給我補課，但成績就是提不上去。”于智博說，他最喜歡歷史和地理，單科排名甚至能排到班里前三，語文和英語也不錯，但是一加上數理化，“那就慘了。”

　　有一次，母親參加了他的家長會，那次他考得很“砸”，綜合排名在全班倒數第三，數理化成績倒數第一，母親回來后，狠狠地打了他。但即便如此，父母也沒有以耽誤學習為由反對他參加校田徑隊。

　　“小時候，是覺得好玩，中學時，體育成了我自尊心的避風港。”于智博當時是校田徑隊的主力，每天訓練時的奔跑，是他釋放學業壓力和樹立信心的渠道，“田徑場上鍛煉的意志和吃苦精神，是在課堂上體會不到的”。

進入不到50人的美國“鄉村中學” 兩個月掌握美式發音

　　16歲的夏天，于智博成為美國俄勒岡州中部的密歇爾高中畢業班的一名留學生，但與最初“勝利大逃亡”的心境不同，密歇爾這個鄉村小鎮的現實，讓他“大跌眼鏡”。

　　“雖然自然景色不錯，但那個小鎮總共才有350人，鎮上只有一家商店、兩家餐館、一家郵局和一所學校，甚至街上連紅綠燈都沒有。”乍從人口稠密、熱鬧繁華的成都來到這個美國鄉村小鎮，于智博“驚訝得目瞪口呆”。

　　作為鎮上唯一的一所中學，密歇爾高中是全俄勒岡州里規模最小的高中，“全校學生還不到50人，學校只有一座連排的平房”。于智博承認，他當時的心理落差挺大的。

　　語言關是于智博當時所面臨的第一關，剛來美國的頭3個星期，他發現自己原有的英語底子十分有限，同美國的老師、學生交流也很吃力。“我不怕出丑，跟著重復同學和老師所說的話，多與當地人交流，模仿他們講話時的口吻和語氣。”即便沒有人的時候，他也在聽錄音并大聲模仿。兩個月的時間，于智博基本掌握了美式英語的發音，“年輕的時候，只要想學，挺容易上手的”。

　　從這所美國高中畢業班后，曾令于智博最頭疼的數理化，竟讓他“大出風頭”。“美國高中三年級的數理化內容是我在國內初三就學過的，在那邊，我考試基本上八九不離十地拿滿分，還被提拔成數學老師的助教”。后來，同學間開玩笑時，會對他說：“我不是中國人，所以我不懂數學。”

　　留學一年后，于智博代表優秀學生團體，在高中畢業典禮上發言。之后，校長私下告訴他，若不是他最后用中文說了句“謝謝大家”，校長差點忘了他是位外國學生。

從三流大學到名牌高校 蝸牛爬到山頂，和雄鷹的視野一樣

　　選擇大學的時候，考慮到自費留學和成績等個人條件，于智博選擇了 “一所又小又便宜的大學”——東俄勒岡大學。“那是當時最適合我的選擇。那時我剛滿17歲，不太了解美國大學的情況，也不敢走遠，家里又不是很富裕，選擇大學的余地并不太大。東俄學費很便宜，而且大學期間轉學在美國很普遍，也比較方便。”

　　大二時，于智博開始計劃自己人生的下一步——轉學去名牌大學深造。“在東俄的時候，學分我都修夠了，但選擇轉去哪兒是個問題。”像哈佛、耶魯大學等私立名校，一年學費一般是3萬～4萬美元，這是他當時“想也不敢想的數字”，其他一些名校，學費中等、專業排名靠前的又不是他想學的專業。最后經過反復權衡，于智博決定轉到密歇根州立大學，讀供應鏈專業。“密州大不僅學費比其他同級大學便宜，而且它的商學院擁有全美排名第一的供應鏈管理系。”

　　進入密歇根州立大后，因為熱心公益和成功牽頭籌辦了學校里第一屆中國供應鏈論壇，于智博獲得了學院里學生的個人最高獎項——每學期所評選的一名“最佳學生”。后來，這個論壇保留了下來，還成立了相關的獎學金。

　　從密歇根州立大學畢業后，于智博在戴爾總部工作了3年，25歲的時候，他決定報考哈佛商學院。GMAT測試他考了3次才通過，“我考試能力差的問題又暴露出來了”。第二次失敗時，他幾乎要放棄，“就像高考落榜的感覺，時間和精力都用上了，但心態沒擺好，很緊張也很浮躁。”第三次考試時，他不但順利通過，還提前一個半小時交卷。“第一次輕敵，第二次弦繃得太緊，第三次才明白張弛有度，學習得勞逸結合，而且我相信付出一定有回報。”

　　“人生有多個起跑線，也許我現在落后于人，但并不見得會永遠落后于人，找到屬于自己的最佳匹配，才是最重要的。”于智博說，他最喜歡俞敏洪(微博)的一句話：蝸牛只要能夠爬到山頂，和雄鷹所看到的景色就是一樣的。

海外大公司的職場經歷是他回國發展的練兵場

　　2009年，于智博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求學生涯結束了，他邀請父母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由于母親是單身，曾經有一次被拒簽的經歷，為了保證離婚多年的父母能夠在哈佛有一次相見，見證兒子不凡的努力獲得的成功，享受一家三口在一起喝咖啡的溫情，于智博甚至動用哈佛大學校長給母親寫了一封邀請函，請母親前往參加畢業典禮。

　　沒有想到的是，遠在重慶的母親還是被拒簽了。聽到這個消息的一刻，于智博的眼圈紅了，自己多年的期盼成了泡影。父親得知了消息后對他說：“兒子，不要傷心，我們被拒簽是因為國家還不夠強大，如果中國有一天成為真正的大國，恐怕我們拒簽的將會是別人。”

　　這話被于智博記在心上。

　　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這一年年底，也是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生們四處求職的時間。在三成同學沒有滿意工作的時候，于智博一下子拿到了5家機構的聘書，分別是花旗集團、三星株式會社、LG電子、蘋果計算機和美國籃球聯盟(NBA總部)。2009年，哈佛畢業之后，于智博選擇了到花旗銀行工作，盡管與其他4家公司相比，待遇是最低的，但是在他看來“工作中可以鍛煉的能力和學到的東西是其他4家公司的數倍”。接受培訓之后，他被派駐到巴西，在那里，他成功組建了南美銀行界第一個專門服務中資企業金融團隊，并被評為最佳新員工。

　　在花旗，廣闊的事業前景等待著他。然而2010年，于智博毅然作出了一個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決定——回國發展。“在我上哈佛之前，聯想集團就邀請過我回國工作，畢業之后，他們再次期望我能夠回國做楊元慶先生的助理。因為我的人生目標就是回國發展，使中國在世界上更強大，之前的海外公司經歷都是回國發展的練兵場。”

　　對于他的選擇，父親很贊成，他說：“在戴爾和哈佛，盡管有同事之間的合作，但主要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戰斗。今后的崗位需要的是協調各方，進而領導多個部門，需要更多的韌性和付出更多的辛苦。”

　　在教育專家史青星看來，現在不知有多少父母還為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而糾結，而于智博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在今天能否取得成功，是否能夠取得喜人的成績，與他曾經的過去關系不大。“未來的成績決定于你現在邁出的每一步，而不是你曾經的起跑線上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