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母親發起“死刑請愿”：

日本裁決死刑考量多執行程序繁瑣耗時長

　　案發后，江母為了替不幸離世的女兒嚴懲兇手而四處奔走，在網絡上發布了《請求判決陳世峰死刑的簽名活動》，希望通過社會輿論影響兇手最后得到的裁決。

　　不過，這樣的民意請愿書會被日本法庭采納嗎？

　　日本作為現存死刑制度的發達國家之一，在量刑方面又有什么樣的考慮呢？

江母在日本街頭發起簽名請愿活動

死刑裁定標準及量刑因素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周振杰介紹，日本現行刑事立法規定的21項死刑罪名分為兩類：

　　一類是刑法典規定的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殺人罪、強盜殺人罪、強盜致死罪等14個罪名。

　　另一類是特別法規定的死刑罪名，包括爆炸物使用罪、決斗殺人等7個罪名。

　　但從司法實踐情況中可以了解到，被判決死刑者所犯的罪主要是殺人罪和強盜致死罪，但如果被害人只有1人，一般情況下該案犯是不會被判處死刑的。

　　1983年，日本最高法院公布過一個對于死刑量刑考慮的標準，名為“永山基準”，具體是以下9條：

　　1. 犯罪性質

　　2. 犯罪動機

　　3. 犯罪形態，尤其是殺人方法的執拗性和殘虐性

　　4. 結果重大性，尤其是被害者數目

　　5. 被害者家族感情

　　6. 社會影響

　　7. 犯人年齡

　　8. 有無前科

　　9. 犯罪后表現

　　《壹讀》報道，在實際判決中，量刑的時候罪犯的年齡、性質、動機，有無前科，被害人數，造成的社會影響等都會對量刑造成影響。

　　而被害死亡的人數是衡量判刑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基準。殺三人以上有較高的可能被判死刑；

　　殺害兩人，死刑、無期或者有期徒刑都有可能；如果只殺了一人的話，很可能被判有期徒刑。

　　一位“日本通”律師認為陳世峰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極小，更壞的結果是陳世峰可能最多只會被判15年。

死刑從宣判到執行程序多耗時長

　　由于日本在刑事立法中對死刑采取了嚴格的限制精神，直接導致了法官在刑種選擇時非常謹慎。

　　同時，死刑在判決后有漫長的上訴程序要完成，罪犯用盡所有上訴機會后，還得由法務大臣簽署執行令方可執行。

　　某位從事日本文化研究的學者向記者透露，由于日本的《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再審制度”給予罪犯過多的申訴權，導致只要罪犯不希望被執行死刑，就可以不停的以各種理由提出申訴或者赦免的請求，以達到拖延死刑執行時間的目的。

　　許多被判決死刑卻沒有被執行死刑的死刑犯最終老死于獄中，這種情況讓日本的死刑更像是絕對無期徒刑。

　　同時，多數法務大臣在任期間，由于自身的政治主張或宗教等其他的原因，不愿意充當“劊子手”的角色，普遍拒簽執行令，從而導致日本國實際執行死刑的案例非常之少。

　　1991-2015日本一審判處死刑的人數

　　執行程序多耗時間長，一個死刑罪犯從宣判到執行，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有學者表示，1995年日本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造成27人死亡，五千多人受傷。

　　事隔10年，經歷了兩百多次庭審后，毒氣案主犯被判處死刑。

　　但是，這十年期間消耗的司法資源是無法計算的，對于這種罪大惡極的罪犯，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僅僅為了體現對死刑的慎用精神，與刑事法律追求的正義在本質上是沖突的。

江母請愿對判決結果影響有限

　　江歌案將于12月11日在日本開庭，除了在線上發起了請愿書，江母還遠赴日本，一邊等待開庭，一邊在街頭舉行請求判處兇手死刑簽名活動。

　　在“永山基準”中，“社會影響”作為量刑考量因素赫然在列。

　　自1950年以來，日本僅有13例造成一人死亡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的案例。

　　而有33萬人參與請愿判殺人犯死刑的是2007年的名古屋暗黑網站殺人事件，這也是江歌媽媽發動請愿的參考來源。

　　江母在日本街頭發起簽名請愿活動

　　有媒體指出，輿論的空間到底有多大、法官采不采納公共輿論的意見，其實非常有限。

　　因為日本相關法律規定，裁判員和法官只能根據法庭調查的證據進行量刑判斷。

　　同時也有司法領域學者介紹，民意判斷在刑事司法中的影響不大。2009年5月日本開始實施裁判員制度，改變了之前的精密司法模式，將普通民眾的意識與判斷引入到刑事司法之中。

　　由于死刑案件屬于裁判員審判的范圍，所以社會輿論與學界都擔心在民意介人死刑裁量之后，會導致死刑的擴大適用。

　　根據日本最高法院的統計，2009年至2016年，在8969名被認定有罪的被告人中，有27人被判處死刑，平均每年不到4人，其中因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的有11人，因強盜致死傷罪被判處死刑的有16人。

　　跟2009年之前的數據相比，無論是在罪名范圍上還是在適用數量上，普通民眾介入死刑案件并沒有導致死刑適用的擴大化，反而是有所下降。